我国改革发展的趋势和社会热点问题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团成员  杜言敏

前言：

1、党中央在近五年中，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具有广覆性和长远性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指针；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的基础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新阶段处理国际问题和外部关系的根本标志。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2、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3、十七届四中全会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科学总结新中国六十年来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基本经验，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和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强调全面贯彻十七大党的建设总体部署，按照党章要求，遵循四个“着眼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提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任务，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以及提出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等新要求，是指导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献。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对此作了明确部署：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党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这一重要精神。这六个方面在社会建设中各自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为了实现民族的振兴和社会发展，强调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强调就业对于解决民生问题具有根本的意义，强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提高健康水平是人民全面发展的基础，完善社会管理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

    社会建设的目的，那就是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

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构建的国际背景

（一）以公平公正为目标的社会建构，确立了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

    这个过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而完成，其标志是在政治上取得了公民的普选权，在经济上对产权和人身权利的保障，在社会权利方面则明确了国家负有责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公民免除社会风险，在文化上使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

（二）阶级利益得到调和、阶层之间的隔阂逐渐淡化，形成社会共生理论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利益互补，会导致妥协，每个阶级都负有社会责任，社会应该团结，阶级应该合作。团体之间有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有不同利益，当然有冲突有竞争，但是冲突和竞争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所谓和谐，指的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三）市民社会的兴起促进了社会的政治参与，增强了社会的整合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公民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组织化程度越高，这个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社会越容易整合，民主也越容易实现，因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让分散的各个利益集团的人实现政治参与，满足他们的诉求。

二、准确把握社会建设的共同规律

如何致力于社会和谐，是所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开拓的精神，主动借鉴和汲取他国的经验和做法，准确把握和谐社会建设的共同规律，有益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5年至2006年，中联部设立了“国外构建和谐社会的做法与启示” 和“国外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课题组，集中全部调研力量，经过2年努力，形成了两篇综合报告和45篇分报告，从宏观执政理念、微观政策设计和具体实践操作等视角，介绍了一些国家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及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教训。

（一）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能否不断增进人民福利，有效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生活有保障、人人享有尊严的社会，是衡量社会建设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各国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基本职责。最能充分反映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领域莫过于收入分配。许多国家通过经济立法、政策引导、行政干预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以民生问题，尤其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是国外和谐社会建设的共同规律。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IMD）《2008年世界竞争力报告》

   1、美国   2、新加坡   3、中国香港   4、瑞士     5、卢森堡  6、丹麦  7、澳大利亚   8、加拿大   9、瑞典   10、荷兰   11、挪威    12、爱尔兰      13、中国台湾  14、奥地利  15、芬兰  16、德国 17、中国内地  18、新西兰    19 、马来西亚    20、以色列。

      此外，日本的竞争力排名从去年的第24位升至第22位，印度从第27位降至第29位，韩国从第29位降至第31位，巴西从第49位升至第43位，俄罗斯从第43位降至第47位。

美国《时代》周刊对十二个世界大国进行形象评分。（满分为60分）

      1.加拿大、日本   54分

      2.英国           50分

      3.法国           45分

      4.中国           42分

      中国名列世界前五名

（二） 协调利益化解矛盾

     公平正义被视为和谐之根本，而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则是消除不和谐的重要手段。在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则时，一些国家注意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有的国家还建有法定的全国性咨询机构，汇总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协商对话使各方面的利益与呼声得到表达，努力提高国家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尽量避免因决策失误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德、法等西欧国家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化解劳资冲突.

（二） 协调利益化解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公共安全问题呈现出突发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只有加强引导和掌控社会舆情，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才能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和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国外在这方面的主要理念和做法有：政府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加强民众防范危机的能力；加强信息管理，重视引导社会舆论，尤其在危机管理中，组织媒体扮演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有效引导社会舆情；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尤其是中枢决策系统的建设，完善政府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和预案，积极引导民间组织在危机管理中发挥有益作用。

（三）加强文化和政治认同

     历史发展的转折或转型过程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是急剧而强烈的，往往伴随着诸多危机，其中突出的是共同价值观的丧失、社会心理的失衡和政治认同危机。没有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就建设不了和谐社会，要在全体成员之间培育共同遵循的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粘合剂和精神纽带。

    对于如何从文化和道德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公民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社会秩序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阐述，不同的国家因理念有别而各有侧重。西方国家注重培养公民精神，注意使用人性化教育方式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重视引导和教育，往往强调统一的思想价值观和约束作用。

    新加坡：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

     俄罗斯：确立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提出“俄罗斯新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社会团结等新的社会意识形态。

     英国：合力传播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等核心价值观，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

地震是一个灾难，也是一个契机。在大家激情燃烧的时刻，我们应当趁热打铁，因势利导，一鼓作气，引导人们把万众一心留住，把真诚团结留住，把忘我支援留住，用众志成城的抗震精神投身改革开放，投身科学发展，投身构建和谐。

    （四）社会建设须社会共建

      发挥社会力量自主地参与社会建设，是 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在许多国家，政府不断下放权力，鼓励地方、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建设，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建设格局。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核心力量是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是联结政府和民众的纽带，具有调节社会矛盾冲突、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重要功能。

    此外，市民社会提倡和塑造各种价值观和文化品格，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和导向。这一理论从西方发轫，目前已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后者一方面重视对非政府组织的掌控和规范，另一方面逐步发挥它们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非政府组织采取既支持又限制、既合作又监督的政策。许多国家制定了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赋予它们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乃至公共决策等方面一定的地位，通过项目运作、人员互换和培训、信息交流与共享、政策建议与监督等方式，发挥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三 、应当以怎样的价值取向认识改革

    十七大报告对“改革开放”有这样的表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已经走过30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均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以怎样的历史标准去评价和衡量30年制度变迁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命题。事实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社会关系的制度演变，其必要性、进步性说到底是视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首先，我国改革制度变迁过程中是否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十六大以来这五年，是我国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显著提高的五年，也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更加紧密的五年。进一步联系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我们的体会更多更深刻。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7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78亿美元增长到1.96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2360美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实际增长都在4倍以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2000万人。

　　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1978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到2006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4.5%;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２位．

    其次，在经济实现量的增长的同时是否有效地实现了质态的改进，实现了结构演进意义上的发展？

    其三，在扩张经济规模和提升结构高度的过程中是以怎样的社会方式和技术方式推动的？即是否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和发展中的效率提升，包括劳动和资本的效率，国民经济结构的效率，全要素效率等？

    其四，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产生的利益是否合理有效地为社会成员享受？即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能否实现公正，同时又形成对增长和发展的有效推动？等等。

    上述问题的回答，既是对我国30年改革开放制度变迁正义性和进步性的基本证明，也是对深入改革扩大开放必要性的重要阐述。

    改革开放更是民意所向。经济的发展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而国家财力的丰厚，也使得国家有条件开始建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老百姓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让中国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已经没有可能。诚然，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矛盾需要解决，在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也同时遭遇“矛盾凸显期”，但是，这些问题和困难不是改革开放的错，恰恰相反，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停顿和倒退，只能使问题越聚越多，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蕴藏在民众中间的智慧和能量，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无穷的动力。改革开放的成功，既需要政治家的魄力与智慧，更取决于民众的支持；而取得民众的支持，首要的是让民众能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尤其是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基本民生方面，让民众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成果。

    在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的同时，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从而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致力改革攻坚。要坚持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来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

深度解读
政府改革的走向：构建服务型政府

    1.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思考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按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要为政府职能定位，强调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按照公民的意愿提供的，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公民满意。

    （1）政府的首要角色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

    （2）政府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公共利益

    （3）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各方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机会

    总之，在新公共服务理念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人的尊严、信任、彼此的关爱、服务以及基于共同理想和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以服务为本的理念。

2、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要求

    （1）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直接而重要的体现

    （2）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要求

     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经济方面要求政府由传统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政府管理模式要向以人为本、职能有限进而责任有限、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在社会发展方面，要求政府从经济型政府向民生型政府转变。

目前改革发展的整体趋势及对政府改革的影响

    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已进入战略转折期

    1、中国需要重构对改革的共识

   （1）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腐败的原因在于权力过于集中

   （2）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和博爱具有普世价值

   （3）整个初级阶段我们面临两大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4）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让人民当家作主

    2、改革的重点正在发生转移

    政府自身体制改革的深化最终会引起政府自身变革，其趋势为：

   （1）由传统的管制型和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2）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

   （3）由传统政府转向信息网络主导的政府

政府管理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1、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薄弱

    2、部门之间职能不清，管理方式落后，行政效率不高

     3、.某些关系民生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4、依法行政观念淡薄，执法违法问题时有发生

     5、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的工作作风没有根本扭转

     6、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

    以上这些问题给未来的公共治理造成新的压力，形成三种冲突：

     第一，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冲突

     第二，政府的不公平行为与民众公平意识的冲突

     第三，社会法治水平提升与政府控制社会能力的冲突

    以上这些问题不妥善解决，会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三大压力

      1.从发展战略层面，中国面临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

      2.从社会管理层面，中国面临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压力

      3.从政府管理层面，中国面临群众对政府自我纠错的压力

改革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我国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一组由联合国提供的计算卫生、教育两项公共支出占GDP比例的数据显示，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古巴等国，这两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3%至15%，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则为10%至12%，俄罗斯、巴西、韩国、泰国为6%至7%，印度只有5%，而我国的比例比印度还低，只有4.5%。

    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通俗地说就是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所占的比重，当然其中不再仅仅包括教育和卫生两项，与我国经济水平大体相当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低于20%的水平，与阿根廷的65.1%、巴西的54.2%，智利的65.9%、秘鲁的35.7%无法相比。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大概都在50%上下，就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了。

新医改方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症结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

    从90年代下半期到现在，政府财政投入在全部医疗支出中所占比重仅为15%-18%左右，占GDP不到2%。而发达国家对公共医疗财政投入则占GDP近8%。投入不足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医院的方向发生根本的改变，从以“救死扶伤”为职责变为追求收入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提供更多、更贵的药品与医疗服务。

    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披露：三年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参保率均提高到90%以上。中国的医疗改革最终能给民众带来四项实惠:一是让民众平时少得病、二是看病更方便、三是看病少花钱、四是看病有保障。 

     一是让民众平时少得病。就是按照国家制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建立居民的健康档案，为老年人、婴幼儿作健康体检，实施国家重大卫生服务项目，实行农村妇女住院分娩，为十五岁以下的人群补种乙肝疫苗等等进行预防，使群众少得病。      

    二是看病更方便。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进行公立医院的改革，使得群众能够逐步做到小病在社区，大病再去医院，看病更方便，看得更好。

    三是看病少花钱。通过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扩大医保，另外对医院进行改革，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减少个人支付的比例，使群众能够治病少花钱。

    四是看病有保障。医改的核心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通过加大政府投入，降低群众个人支付比例，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扩大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医保的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扩大报销范围，使群众得病看病以后，得到比以前更加高的报销比例，使“看病有保障”。

    找到你的新医改蛋糕

        农民工：可纳入城镇医保体系 

        城镇职工：医保支付额增6倍

        夹缝群体：纳入全民医保 

        农   民：将获得更多医疗服务

        大学生：不再享受公费医疗

四、美国金融风暴对我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要求是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是结构优化性的发展，是自主创新性的发展，使人民群众普惠型的发展。

      为什么GDP高增长，而民众的收入没有高增长，就业没有高增长，企业效益没有高增长，资源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其原因在于结构不合理，投资推动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低；外资、民营企业压低工资；国有企业效益不佳，大量低价出口；财政收入过快，挤压了居民收入；收入差距拉开。

    2008年是中国经济的大年。从引人关注的股市、楼市、居民收入变化，到逐渐被百姓熟知的CPI指数上涨、次级债风波，都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大家的心。200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分析了当前全国的经济形势，提出“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特别强调“要坚持好字优先”。这一引人注目的表述，凸显了中国发展任务的新变化。如何科学看待这一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如何才能使经济发展“好字优先”？ 

深度解读：“全球化红利”终结

过去五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期”。在2003年－2007年间，全球GDP平均增速为4.9％，通货膨胀率仅为3.6％；而此前五年（1998年－2002年），GDP平均增速和通胀率分别为3.4％和4.4％。然而，2008年将很可能是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转变为一个相对较低增长，并伴随着相对较高通胀的正常时期。前瞻地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一过渡期内尽可能独善其身，尤其是要避免出现低增长高通胀的最坏局面。

    我们可以把过去五年及未来若干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球化红利”集中释放期。具体表现为，全球化使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大量过剩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的一部分，从而使全球劳动力供给得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加，全球经济的扩张速度得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同时，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的原始推动力来自生产要素（即劳动力）的外生性增加，通货膨胀并未产生，反而有所下降。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提供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 

    第二阶段是“硬”大宗商品繁荣期。“全球化红利”释放，经济增长提速，带来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需求压力首先表现为石油、铁矿石等这类被俗称为“硬”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升。这类“硬”大宗商品因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中短期内供给增加有限；同时，在生产活动中，“硬”大宗商品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最小。
    “硬”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俄罗斯、欧佩克国家）式上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阶段是“软”大宗商品繁荣期。“硬”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是导致农产品等这类被俗称为“软”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的最重要因素。昂贵的石油和天然气使发展生物能源变得有利可图，集中体现在大量土地被用于种植玉米等生产乙醇的燃料，从而导致其他农作物（如粮食、饲料）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减少。 “软”大宗商品供给相对减少，导致其价格大幅上升。同时，在全球经济扩张中，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对食物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从而在需求面也推动了“软”大宗商品的价格。“软”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及一些拉美国家）。

    第四阶段是“全球化红利”终结期。“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对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高的低收入国家（如食品占CPI的权重在中国为三分之一，在印度为近二分之一）影响最大。这些低收入国家恰恰是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提供者。食品价格上涨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和实际工资，导致劳动力提供者或减少劳动供给，或要求增加工资。结果是，全球增长放缓，全面通胀抬头，源于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全球化红利”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消失而终结。此后，全球增长将回归到一个相对较低增长伴随相对较高通胀的正常时期。

    种种迹象显示，当前全球经济似乎正处于第三阶段末期，并即将进入第四阶段。2008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在这一个过渡期，高增长和低通胀不再能够兼得。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挑战。然而，对中国而言，采取有效的政策配合，至少可以避免低增长高通胀这一最坏结局。首先，“全球化红利”带来的财富积累，使中国有实力以扩张内需延续经济增长；其次，面临全球性通胀，中国有空间以本币升值来延缓“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工资的传递，从而避免在国内出现全面高通胀。

    有专家指出，大量的热钱流入中国内地，吹大了中国楼市、股市泡沫，金融风险加剧。数据表明，从2007年10月16日的历史高点6124.04点，到2008年10月31日到1728.79点的低位，跌幅达到70%，总市值蒸发了接近20万亿元。200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66万亿元，股市蒸发的市值20万亿元占到了GDP的81.10％。

    次级债市场，就是没有很好信誉的人的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对大量的次级债打包，做了资产证券化发出去。一开始是小试牛刀，逐渐越来越大，在美国市场中占15%。当房地产市场表现较好时，次级债没有问题，贷款者可能还不起钱，但因为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公司把房产收回后还可卖出更高的价，所以风险非常小。但最后一轮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是从1996年到2006年。经过17次提息后，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低收入的人拿不出钱，买了债的公司比较困难，中介银行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些问题影响美国股市，又带动了近一两个月来世界的股市震荡。国际经济受美国次级债及有关因素影响，未来两年呈下降趋势。　　 

美国金融风暴对我国意味着什么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曾占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终于难以为继，于9月7日，被美国政府接管。接着，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9月15日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道琼斯指数在9月份还徘徊在11000多点，到了10月10日竟然在盘中跌穿了8000点。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在美国形成。风暴不仅肆虐美国这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跨越国界，横扫世界各国。这样一场风暴对于正潜心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场风暴必然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冲击。从现状看，风暴已经从五个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是近年来我国一些金融机构已经走向了世界，这些金融机构在国外的资产虽然与机构本身的总资产比起来数额不大，但损失的比例不小。

      二是我国境外上市公司的市值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境外融资能力。
　  三是降低了我国部分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

      四是风暴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需求的萎缩，开始影响我国出口。

      五是风暴带来的流动性收缩，影响了一些企业的支付能力，使来自境外的欠款、赖账日益增多,也影响了一些企业的收益，使资本抽回母国救急的现象日渐增加。

    从发展的前景看，金融风暴影响的范围还会继续扩大，也会进一步冲击我国经济，而且其破坏力还会向实体经济蔓延。　　当然，与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比起来，我国金融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的直接冲击比较小；再加上风暴不可能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因素，对整体经济的冲击也会比较小。

    这场风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让我们的老百姓、企业家、学者和官员更深刻地认识什么叫金融，学会辩证地看待发达经济，看待发达经济创造出来的一些工具。相信经过这次学习，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经济研究更加深入实际，找到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点，使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减少盲从和轻信，提高我国利用金融工具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也一定能让我国的老百姓更好地利用好理财工具，提高财产性收入。

金融海啸中国可能是最大赢家

长远地说，这场危机对中国是个好事。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做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做很多事，包括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如亚非和拉美，去购置很多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对这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打击比较大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去买资产或者证券，同时，要像巴菲特那样跟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巧妙的谈判，要求它们对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开放。

    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下一波发展送了一份大礼。

    最直接的好处是，使这些国家接下来的经济不会变成大萧条。所以，尽管下面两年，我国的出口增长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各个国家政府联合起来救市，就使得中国出口市场的增长速度不至于出现急刹车，这当然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支持。

    在中国的2万亿左右外汇储备中，6000亿美元为美国政府的各种国债，4000亿美元左右为“两房”的住房按揭贷款债券。在美国政府接手“两房”后，实际上，这些住房按揭贷款债券中相当多的都已经变成了跟政府公债信用度同样高的债券。在过去三周里，美国政府的公债和那些有政府直接担保的按揭贷款债券普遍都在升值。因为在股市以及其他证券市场出现危机后，投资者都把政府公债看作避风港，把钱从股市等转投政府公债市场，结果，美国政府公债价格不断往上升。

    中国投入美国政府公债的外汇储备总体上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还升值了不少。相比之下，如果外汇管理局从今年初把外汇储备放到黄金、石油或者其他金属和资源上面，那么，这几个月就亏惨了，损失会很多，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

     中国应该做一些外汇资产组合，从美国政府公债里面撤出一些钱，去买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股权，现在很多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得很惨，有巨大的长久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去买些石油等大宗商品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个时候价格非常合算，机会难得。

    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做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从长远看，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去年上半年以及前几年，大家都抓破脑袋担忧——中国以后的能源需求怎么办？进一步发展的资源需求怎么办？这次金融危机把各种大宗商品和资源的价格都往下拉了很多，跌了一多半，这就等于给中国下一波发展送了一份大礼，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话，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怎么会降得这么快、幅度这么大？

    所以说，尽管中国的出口行业接下来的两年里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整个经济也会因此受打击，但是，总体上，第一，大宗商品和资源性商品价格下降，把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成本砍掉了很多；第二，从长远来说，因为全球经济的衰退，使得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必须从出口依赖型转为内需驱动型，由国内消费来带动未来的经济增长。这次全球的经济衰退在未来两年肯定会给中国的改革带来新的压力。

    中国经济面临着出口下降、股市大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该怎么救自己的这个“市”？

      过去，常采用的刺激经济的做法都是由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面做更多的投入，用这种方式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再把很多钱砸到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上，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经济面临着出口下降、股市大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该怎么救自己的这个“市”？

      中国去年上半年财政赢余有12000亿，还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利润，这么大的国有资产升值，特别是这么多国有土地出让金，相当一部分都应该送给或者是退回给老百姓，特别是以各种方式补贴中低等收入者的医疗开支、教育开支和基本生活开支，这样，中国的GDP增长在明年、后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下，也能持续下去。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能不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近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且已经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明确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在去年召开的省区市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实施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的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一定能战胜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将危机化为继续发展的机遇。

    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经历了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风雨，逐步熟悉了市场经济的秉性，加深了对全球经济的体认，积累了应对经济波动乃至危机的经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的各项政策审慎而灵活，体现了一种成熟。有人说，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好密集区”，各种政策措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出人意料的力度频频推出。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从确定扩大内需的投资领域到落实中央措施的具体工作，都传递着一个最明确的信号：战胜时下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有能力，我们做得到！

危机之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第一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决心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突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行二十年以后都遇到问题，最后需要转型。今天，这个转型对我们更加迫切。

    第二，从政治上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政府更加注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接受民众监督，也能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因为要度过这场危机，必须上下合力，让民众广泛参与，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在克服危机中端正党纪政风，抑制腐败。

    第三，这场危机能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今天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几千万人遭遇了失业，这种状况下民生问题就突出了。当然，这些问题，不全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而是过去30年积累下来的，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危机中要通过改革，推动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国家要大力投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国家财政预算要向民生倾斜，向增加消费方面倾斜，增加老百姓收入。

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发展重大契机

    现在我们压倒一切的是克服经济危机，要把经济搞上去，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可能提出一些偏颇的理解，以为其他的发展就不重要。如果以为经济、民生重要，社会和谐、民主政治不重要了，那我们就很有可能犯大错误。

    这个危机也是契机，不光是经济发展的契机，也是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因为，危机会考验我们的执政，同样它也会逼迫我们做一些突破性的变革。我认为这次危机是改革的很好契机。比如利益分配机制需要突破。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次经济危机中，我们政府抓住契机对社会保障加大了力度，未来还会有所突破。还有，反腐败需要突破，党内民主需要突破，基层民主需要突破。因为这些改革会使我们的社会真正地更加和谐、更加公正，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和睦。

      有些地方官民关系很紧张。一些官员看到社会群体性事件就感到紧张，以为是社会的稳定机制出了问题，其实不是的。从根本的原因来看，这是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的问题，政府公信力是与扩大公民参与有关系，还与公民的参与渠道有关系，这些方面的改革都需要突破。

中国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社会重建

    1、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和美国有所不同，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

    2、当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生产过剩的因素就开始出现

    3、从原来没有危机到有危机不是一个退步，其实反倒是一个进步，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迈上了一个台阶

    4、现在所说的“扩大内需”，面临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扩大内需”，而是要解决耐用消费品消费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包括强化政府职能、推动政府再分配的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财富的再分配贡献性，同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抉择的机制，特别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机制、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等等一系列的机制。我们要通过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改造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耐用消费品时代。只有当这样一个条件形成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才会真正成为历史。

    五 、从国家战略高度谋划教育改革

    今年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无论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感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

    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二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

    很多年以来一直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

     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小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二）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笔者已经论述过。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会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确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三）没有任何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　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

    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中国的教改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既没有能力去纠正已经被证明为无效的路线和政策，更没有能力去确立有效的路线和政策。       　

      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的路线和政策，引入真正能够从事教改的干部，中国的教育还是会依赖现在的路径衰落，直至出现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由此观之，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要把心用在教学和管理上，把手抓在关键上，把脚踏在自己校园的土地上，把眼睛盯在持续发展的规律上，把功夫化在自身素质的提高上。要做一位学者，厚积薄发；要做一位行者，躬身实践；要做一位智者，敢于并善于迎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运用教育智慧解决管理中面临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用先进的办学思想、超前的管理理念、充满灵性的教育观点，获得学校和自身的共同发展。

    守住自己的心灵，才能心平气和地做自己的事情，勤勤恳恳地教自己的书，安安逸逸地过自己的日子，以清静的心智和从容的步履走过人生的岁月。守住自己的心灵，才能享受我们的生活，用一颗充满爱的心，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的教育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

    人类文明的转型亟待公共精神的培养，其最终落脚点就是加强社会成员的自我建设，使民众真正树立一种“自我”和“主体”意识、一种“开放”和“宽容”的胸怀，培育出健康的人格。“市民”是生活中充分拥有自由、独立、平等身份的平民百姓，是家庭、社区或非政府组织中普通的一员。人们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使错位的角色得到矫正、分裂的人格重趋统一，躁动的心态得以宁静，漂泊的灵魂重返家园，使人格不断趋于健康和完美。

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

     （1）改革普惠的时代已经过去，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

     （2）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GDP至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乃至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3）共同贫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只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促使全体国民通过合法手段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

    （4）只考虑以温饱为目标的民生问题的时代已应成为历史，统筹考虑更高层次的民生问题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诉求的时代已经到来；

     （5）中国单纯需要世界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中国继续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中国并重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直接给予答案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浓郁的市场氛围中却显得举步维艰。市场经济社会大大加快了社会更新的步伐，也加快了答案的更新速度；并且答案更新的速度始终不能跟上新问题提出的速度。因此以答案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与流动中的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相对于社会而言始终是落伍的。

    发现问题是水平

揭露问题是党性

解决问题是成绩

掩盖问题是失职

每个国家的社会化过程都要实现社会的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变迁，其特点表现为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成功的前景取决于多项条件：社会团结的力量大于社会冲突的力量，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能跟上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精英和先富人群综合素质提高的速度快于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社会公平、正义氛围的获得超过其消耗……

    教师的魅力是德才兼备的升华，来源于对学生的博大爱心、对学术的精益求精、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对名利的平静淡然。“一杆教鞭，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终生秉烛铸民魂。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会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另一个人，这份神圣只有在教师这个职业中才能充分体现。”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与这样的关怀相似，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的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们要拓宽视野，强化责任意识，把这次进修成为自己带着感情、景仰和忠诚走进的精神殿堂，努力增强党性修养。

在大自然面前，人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必须不断地同自己的愚昧斗争。人们时常是破除了一个教条，却又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的教条；如果没有这种怀疑精神，分析精神，任何结论都是危险的。因此作为人，我们一直需要不断的启蒙。理性不可能、也没有打算告诉人们一切，但是理性让人们谦虚谨慎，让人们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

我完全承认，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到我们的理论框架、即我们的预期框架、经验框架、语言框架的囚徒。但我们又是特定意义上的囚徒：只要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打碎这个框架。当然，我们会发现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框架，这是一个可能更合适一些、更宽敞一些，但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再打碎它。

                                          ——卡尔.波普尔

从教不忘民忧

为民不图回报

工作不遗余力

掌权不带私念